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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義勇軍進行曲》 步進 新的香港共同體「第三空間」 Marching from ‘March of the Volunteers’ to the newborn Third Space of Hong Kong Clara Cheung 12.2021 本文是應Y-E-S藝術小組的邀請撰寫的。文章的德語撮譯本刊於德語音樂文化雜誌 Positionen 2022年2月期刊。另，就本文研習的國歌課題，二二六工程於2021年創作了《國歌法》, 作為二二六工程早前的 《讀報紙》作品的一個伸延創作。 This Chinese essay was written in response to an editorial project on the topic about Resistance and art by Y-E-S. The shorter version of it was translated to German and published in Positionen Magazine’s 2022 Feb periodic. Project 226 also did a conceptual art piece titled “National Anthem Ordinance” as a critical reflection of the application of music for national identity and also as a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ir previous performance art piece titled "Newspaper with Poison". 香港最受歡迎的棟篤笑大師黃子華，一貫以嬉笑怒罵和諷刺時弊的手法創作。他在2018年，進行了告別舞台前的最後一系列棟篤笑演出， 其中一幕以卡拉OK方式演繹英國國歌的二次創作。他強調他是「玩」國歌， 而非「唱」國歌， 也以諷刺口吻提醒觀眾「而家唔好再玩國歌啦！」 箇中原因，是中國人大常委會於2017年把國歌法加入香港《基本法》的附件，而香港國歌法亦於2018年進入了草案擬定的階段。 《天佑女皇》（God Save the Queen) 的廣東話二次創作，八十年代開始流傳至今，有多個版本。黃子華演繹的版本如下： 「 個個揸住個兜．刀叉都生咗鏽．污穢又有．朝朝想起老豆．晚晚會發晒吽．又要瞓路旁．又要踎．苦痛無盡頭」 歌詞的出處已不能考證，但因當年坊間以「揸兜」形容坐監，所以有猜測這二次創作是出自獄中囚友手筆。「揸兜」版本與女皇正版，有著強烈對比，前者形容的生活十分貧困絕望，後者則是充滿喜悅和希望。天佑女皇，卻不保社會的低下階層。 棟篤笑表演中的卡拉OK影像，是80年代香港電視台於深夜出現的英女王人像。當年，電視台會於全日的節目結束後，播放英國國歌的純音樂版 ，而電視螢光幕則配上定格的英女皇肖像。黃子華「玩」國歌的重要意義，當然是道出香港人，過去幾十年來，都沒正正經經地對待「國歌」這回事。 生於1979年，於九十年代在香港就讀中學的我，一直以來都沒學唱任何國歌，從未在深夜聽過電視機播出的英國國歌，也沒經歷過國民教育。我不懂背誦英國國歌，也不懂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共）的國歌。直至我前往美國作中學交換生，才首次正式體驗到國民教育： 每天早上, 同學都對著班房內的國旗宣誓效忠美國（the Pledge of Allegiance)。 由於我不是美國人， 我無需跟隨。確實，我成長期間，前殖民政府似乎並無大力調教香港人效忠英國。 不過，中共在這方面的取態就有所不同。 香港於1997年被英國移交至中共。 最初數年，還算歌舞昇平，香港人與中共政權似乎都在靜觀其變，相安無事， 直到2003年，當香港政府嘗試推行基本法第23條立法（ 即是國家安全法）， 社會出現很大反彈，擔心言論自由從此消失，引發百萬人上街遊行反對23條，導致主理立法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辭職，而特首董建華也以腳痛為由請辭下台。 似乎，當年的中共還會想辦法回應香港公民社會，而非不顧一切地推行其政治綱領。儘管如此， 2003年後， 國家宣傳機器在香港加速啟動。港府於2004年年中，成立國民教育專責小組，在學校以外向市民推廣國民教育，也在同年10 月1日，開始在當時主要的三間電視台購買廣告時段，於每天的四節晚間新聞報導前，播出《心繫家國》： 一套片長45秒，配上《義勇軍進行曲》的短片。 一篇於2008年分析香港音樂與後殖民論述的文章指出：「明顯地，當局透過音樂視覺化，想達到對中國的認同建構，包括個人和社會方面，但這個認同並不是一個固定的東西，而是一種「變成」(becoming)的動態過程。這項 「變成」動作，要在每個人的大腦不斷累積，版本也要按時不斷更新。當局從開始首播國歌宣傳片，每年更新一次，由《心繫家國》，《志在四方》，《承我薪火》、 《共耀中華》，至最新 2008 年 12 月 1 日推出的《國家成就》。」 自2008年起，當局陸續推出不同版本的中共國歌宣傳短片，至2020年11月16日，已由早前的《心繫家國》系列轉為《心連心》系列，同日開始，香港所有電台頻道，也於每天早上8時正，播出國歌。2020年6月12日正式生效的香港《國歌條例》的第10條訂明，通訊事務管理局可規定有關牌照持有人，在領牌服務內，廣播政府宣傳聲帶，所以除了電視，電台頻道也成為了中共國歌的宣傳平台。 另一邊廂， 在香港國歌條例生效之前，香港其實有不少當代藝術家，曾引用或娜用《義勇軍進行曲》去創作。 因撰寫本文，我特意搜索過去十年多來的相關藝術作品，發現這些作品多是與探索香港人文化身份有關， 而重溫這些作品時，不難看到文化身份建構的一個發展脈落：由早期，藝術家把進行曲直接播出引用，到有些作品使用不同方法把進行曲變奏、節錄演繹、倒轉播放，至後來把它完全銷毁，再到近來有作品邀請觀眾參與，透過參考世上其他國歌，再創作自己的國歌。這個由嘗試再審視和演繹外來元素，到重新自我建構的轉向，正是香港社會民主運動進程的縮影。 2007年， 我和拍檔阿金 (Gum CHENG) 在香港九龍創辦了一個小型的另類藝術空間： C&G藝術單位(C&G Artpartment)， 宗旨是建立一個平台，讓視覺藝術家用自己最熟悉的語言去回應社會時事。第一個開幕展覽名為《基本回歸》(Back to The Basic)，請藝術家按着他們對《基本法》的感受與理解，去進行創作。2007年正值香港主權移交後10周年，《基本法》乃97前由中共、英國政府、及一小撮被指定的香港代表一同撰寫的， 雖則缺乏民意授權，但可理解為香港的小憲法 。 《基本回歸》其中一位參與藝術家關尚智(Kwan Sheung-Chi)，展示了一件錄像裝置作品：《我家晾衣架上的升 / 降旗儀式》。他請藝術家友人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標準 GB16689-1996》列明的區旗準則，製作了一面香港區旗。然後，「請父母親用這面區旗、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及英國國旗，在家中的晾衣架上演出了一次升／降旗儀式。錄像中父母親隨意地把三面旗幟不斷升上和降下，該國的國歌則伴隨著旗幟的上升和下降響起和突然中斷。」 。 在展場內，關尚智展出這個錄像作品以及手繪的香港區旗，另外，把中共及英國國旗懸掛在面向繁忙街道的窗外。作品嘗試在日常生活中，呈現一個展現國族認同的隆重儀式。奈何，香港人的身份處於多種邊界之間，處理一面國旗容易，但同時應對三面旗幟實在困難，而伴隨播放的國歌，也跟著突然開始和中止。結果，錄像的升降國旗過程，令觀眾感到忙亂，甚至滑稽，但這恰好形容香港人的處境： 香港人身份的詮釋，一路以來都是被隨意地開始和中斷，而非有系統地被逐步梳理。 香港在離開前宗主國時， 沒有如其他前殖民地般獲得獨立，沒有身位進入解殖過程，反而是在沒民意授權下，被移交至另一宗主國，於是事隔10年，香港人建構自我身份的進程，還是處於一個不知所措的狀態。 雖然在關尚智的作品中，中共國歌突然開始或中止，但歌曲的旋律及節奏並沒改變，不過於2012年至2018年其他作品中，就有不少是以變奏方式去演繹這進行曲。 2012年，由藝術家白雙全(Tozer Pak)發起的一個藝術小組「Make a Change」， 在香港的公共空間做了一系列藝術練習，嘗試在擠逼和抑壓的都市環境中，透過不同的偶發行為介入日常空間，有點像Fluxus精神的一種伸延。這小組當時與香港電台電視部合作，在電視頻道播出不同的小習作，邀請大眾「一起演練如何以個人創造力超越生活的局限」 。 其中一集，是《維園 的想像》， 小組邀請了不同的藝術家在維多利亞公園進行一些空間騎劫的練習，例如：運用吸蚊貼上的蚊蟲屍體拼出哈哈笑模樣、用落葉在地上畫出線條、 把家裏的水倒進公園水池中繼而增添自己的水池持有權、用手把多個錢幣磨擦而模仿鳥鳴進而嘗試與公園內的鳥類溝通等等。 當時，不同的小練習都成功在電視播出，唯獨一則使用走音樂器吹奏國歌的練習，因題材敏感而被刪掉。 藝術小組後來把這小習作，上載到自己的YouTube頻道 。 吊詭的是，事隔多年，在2021年5月3日， 香港電台開始剷除YouTube頻道上的節目重溫片段， 導致大家現在已不能在港台正式的YouTube頻道上看到整集《維園的想像》，卻只可在「Make a Change」小組頻道中看到當時被抽起的變奏國歌。作品因被抽起而衍生了更長的觀賞期。 當香港政府在2018年開始草擬國歌條例時，有不少關注團體及藝術家都反對及抗議。在一次立法會外的抗議行動中， 有音樂人以變奏方式合奏《義勇軍進行曲》 ，也有視覺藝術家藝術家黃國才(Kacey Wong)，把自己關在一個紅色的鐵籠中，以手風琴把《義勇軍進行曲》變奏，作品名為《愛國者》(The Patriot) 。 另一同是在2018年發表的，是莊偉 (Issac Chong) 的 《香港．香港》(Hong Kong．Hong Kong》。作品外形像一塊透明的紅色磚頭， 內裏包含一幅被折疊且凝固於水晶樹脂膠中的香港區旗，以及藝術家哼唱中共國歌的錄音。 對熟識近年香港社運的觀眾來說，「磚頭」象徵著2016年一場俗稱「魚蛋革命」的街頭抗爭運動。當時香港大眾普遍認為，必須以完全和平和合法的手斷爭取民主，示威者破壞公物或對襲擊自己的警方作出反抗，都會被視為超越和平底線。 2016年的「魚蛋革命」中，有示威者崛起街道地上的磚頭，拋向正在向自己進攻的武裝警察，引起當時民間社會的討論焦點。莊偉在自己網頁的作品介紹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它如何令香港五十年不變？」（How is it like to hold Hong Kong unchanged for 50 years? ） 。莊偉沒有明言「它」代表什麼，是中共？抗爭者的磚頭？代表中共主權的國旗？還是藝術家嘗試內化的音樂？ 作品中，藝術家按著其心情把旋律哼唱、變奏，帶出一種含糊曖昧的感覺之餘，也令人想起音樂有時會無緣無故地在腦海飄浮，使人不自覺地哼出歌曲。 究竟莊偉在這個作品中的哼唱，是在不由自主的狀態下進行，還是有意識地主導變奏的過程？ 即使答案是兩者中任何一個，藝術家都似乎在暗示「不變」是沒可能。黃國才和莊偉的作品都不約而同地反映，當香港人被迫進入一個牢固的身份框架中（紅色鐵籠或水晶樹脂膠），嘗試去演繹被強加的身份（嘗試演繹中共國歌）時，往往難以完全吻合外加框架設定的要求。 文化身份這課題，除了與具象徵意義的物件和音樂有連繫，當然亦與歷史書寫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2017年，藝術家鄧國騫在《駐場・東亞・對話 ( 第五回) — 神話・歷史・身分》（r:ead#5 Residency: East Asia Dialogue — Myth・History・Identity） 藝術交流計劃中，連同另一位藝術家陳奕朗及一群青年藝術實習生，在牛棚藝術村作了一場《盧亭》聲演 ， 以廣播劇方式加上現場音效，向被矇上眼睛的觀眾訴說「盧亭」神話和香港人的故事。 盧亭據說是一種半人半魚的生物，早年聚居於香港西南面的最大島嶼：大嶼山，據歷史學者考證，這傳說很有可能與於公元402-411年，因起義失敗，而從北方南逃的盧循將軍及其手下有關。《盧亭》聲演以倒轉播出的《義勇軍進行曲》為開端，繼而以說書方式把關於盧亭的文獻資料讀出， 再加入一些歷史檔案聲音：九七年主權移交時售賣紀念郵票的廣告聲帶、移交典禮時英方代表的講話、英國及中共國歌、一些虛構人物的生活對話和哼唱，到最後，以模仿南音風格讀出《義勇軍進行曲》歌詞作結。 倒轉播出的進行曲，雖然旋律跟原曲完全不同，但其節奏和音調都仍然保留着原曲的激昂感覺；歌曲的音符排序是倒轉了，但音樂仍然是隨著時間向前推進，就如歌詞末段說的：「前進，前進，前進進」。事實上，時光不可倒流， 我們回顧歷史的同時，事情無論如何都會隨著時間繼續發展下去。至於聲演中的南音風格，是廣東區域的一種說唱曲藝， 配合多聲調的廣東話方言而發展出來（廣東話有九聲六調），既唱且說地演繹故事， 於19世紀中至20世紀初在娛樂場所甚為流行，後來也被粵劇吸納繼續承傳，而主唱南音的多為失明人士，內容多屬哀怨淒涼 。 觀眾在《盧亭》聲演中，聽到以南音風格讀出《義勇軍進行曲》的歌詞時， 直覺是在聆聽一些猶如粵曲的音樂， 有種古典的味道，但並不容易立即辨別到曲目， 要在細聽兩至三句歌詞後，才會意識到藝術家是在說唱《義勇軍進行曲》。Make A Change、黃國才和莊偉的作品都是按當下表演者的情感狀態而把《義勇軍進行曲》變奏，但《盧亭》聲演中的演釋則再加上一種地方音樂的歷史脈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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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奏以外，也有藝術家運用《義勇軍進行曲》其中一些音節去再創作。 2018年7月，一班香港藝術家在時代廣場的公共空間，以行為藝術悼念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逝世一周年。 其中一位是余榮基(Rik YU)， 他的作品名為「為她沒掉地上的眼淚」(Wiping her tears off the ground)，「她」是指劉曉波的太太：劉霞 。余榮基當時身穿黑衣，手持紅色手柄的家用地拖，嘴裏含着一個微形口琴，一邊拖地、抹擦地下，一邊以口琴重複吹奏進行曲的第一句「起來」的音調。 歌詞中，「 起來」之後就是「不願做奴隸的人民」 。藝術家以中共國歌首句： 「起來」，嘗試呼喚被中共政權迫害至死的維權人士，呈現一個傷痛的對比：一方面中共的國歌鼓勵人民爭取自由，另一方面，中共的政權卻持續迫害爭取民主改革、「不願做奴隸的人民」。此外，中國境內一直都沒有在公共空間悼念劉曉波的自由。2018年的香港還有這空間，但是我不確定2021年的今天，還能否不受干預的情況下，於香港作類似的公開悼念活動。
余榮基的作品運用了進行曲的首句，而另一位藝術家嚴瑞芳則運用了歌曲的末句： 「前進，前進，前進進」， 創作了《來自北方的聲音》 。 作品的緣起是藝術家在北京生活時，聽到天上賽鴿的鴿哨發出尖銳的聲音， 難以忘懷，引發她進行相關的研習和考察， 學習鴿哨的構造，繼而製作了7個代表 「DG DG DGG」 音的鴿哨 ，也即是「前進，前進，前進進」的音調。嚴瑞芳說，她研製的時候，正值香港社會開始討論在香港執行國歌條例的可能性， 於是她也特意在創作中回應。 當她完成製作哨子後，邀請了一位來自深圳的養鴿者，幫忙在2017年6月4日（即北京天安門大屠殺28周年），於有許多野鴿聚集的維多利亞公園，把七個鴿哨繫於七集野鴿身上， 讓他們自由地把音符帶走。觀眾可以在2017年6月4日至10月期間，到維園附近聆聽這些野鴿的合奏，而當鴿子在新陳代謝的過程中慢慢長出新羽毛時，哨子也會隨而剝落，《來自北方的聲音》也繼而消失。藝術家說，這作品是關於自由。 當鴿子能夠自由飛翔的時候，我們才會聽到前進的聲音。相反，沒有自由，就不能前進。《來自北方的聲音》最後之消失，像是比喻這不斷的前進， 可以幫我們把過去的包袱丟棄，並把我們帶到一個未知之境。 除了把樂曲變奏，在2018年，由C&G藝術單位策劃的《燒數簿》街頭藝術展演 中，我創作了一件紙紮作品，嘗試以「火」把音樂銷毀，或帶去另一個未知之境。 「燒數簿」在廣東話中，有追債及粗話「屌你老母」的含意，而《燒數簿》展演則是邀請藝術家在盂蘭節（也俗稱鬼節）期間的晚上，於街頭一起焚燒以紙和竹為主要製作物料的藝術作品。傳說，盂蘭節時，鬼門大開， 因生前罪孽而停滯在陰間受苦的餓鬼們，得到機會去人間找食， 所以香港民間有個習俗：鬼節時在街頭燒衣紙（即「燒街衣」 )，用火把祭品傳送給鬼魂，一來是為了安撫及幫助這班可憐的餓鬼， 二來是希望在布施後，餓鬼不會給自己麻煩。「火」，在物理上和在概念上 ，都有重要的轉化功能和意義。藝術家一起燒街衣，是承傳民間風俗，藉此機會把藝術概念和訊息傳遞給其他的公共空間使用者，甚至傳遞給陰間的受眾。2018年的「燒數簿」中， 我以紙和竹製作了一個約五呎高的立方體框架，框架前面畫上五線譜，並把黑色紙球貼在五線譜，呈現出《義勇軍進行曲》的曲譜，而框架中央則掛著一個銅鈴， 讓框架在火爐中焚燒的時候，銅鈴會在燃燒過程中搖動而發出聲響。在焚燒之前，我特意向圍觀者宣佈，邀請他們一起把立體的音符撕下來掉進火爐，象徵着大家一起把樂曲拆解， 燒「國歌」的同時，也是邀請陽間及陰間的不同能量混合一起把樂曲抽象地轉化，甚至推向一個我們不太了解的異道空間。 焚燒儀式完結後，銅鈴的形態變了，但卻沒成灰燼，後來於《燒數簿》文獻展中展出。 以上的案例中，藝術家在思考香港人身份時演繹的《義勇軍進行曲》，從再呈現、至變奏、轉化，以及消失、毀滅、進而嘗試進入未知之境去探索。到了2019年的「反逃犯條例修訂運動」（又稱「反送中」運動）， 在音樂上呈現的香港人身份，出現了一大突破： 不再曖昧不清，而是史無前例般具體清晰。有所突破，是建基於大量香港人在對抗極權打壓時成功凝聚和團結。2019年6月，香港先後出現了多場大型遊行和佔領示威，6月9日有一百萬人上街遊行、6月12日有大批市民圍倒立法會、6月16日再有二百萬人上街，之後數月，香港各階層市民，都積極在香港各區參與抗爭行動。訴求亦由最初只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逐漸變得更加全面和明確：民眾提出五大訴求，當中包括落實中共早已承諾給予港人的全面普選權（普選香港行政長官和立法會）。另外，民眾在2014年雨傘運動、2016年魚蛋革命時，常常非議、甚至拉倒與自身不同的抗爭手法，但演進到2019年，大都倡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意即： 大家使用不同的抗爭方法， 最終目標卻是一致，因此大家在過程中，必會包容運用不同方法爬到山頂的同路人。 各人盡力在自己崗位發揮，守衛香港人相信的價值， 凝聚出一個十分團結的共同體。 2019年8月，一位名叫Thomas和一群活躍於網絡的匿名音樂人， 創作了《願榮光歸香港》一曲。 創作人認為香港民主運動沿用多年的曲目如：自90年代開始流行的《光輝歲月》和《海闊天空》，並未能配合2019年的氣氛，所以決定譜出新作。 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創作人表示流行曲的歌詞大都不對應著重拍， 於是在演繹到情緒激昂的位置時，節奏感未能發揮得淋漓盡致。他創作時，希望為抗爭者提升士氣， 所以參考了一些外國國歌及軍歌的風格。另外，他也特別思考香港人的民族性，他形容香港人不像俄羅斯族群那般激昂， 有時候帶點英式的莊嚴，但又偏向更為靈活。《願榮光歸香港》歌曲旋律的開端予人一種莊嚴的感覺，發展到歌曲後半部份，唱到爭取公義自由，才變得激昂。 歌曲在2019年的8月31日上載至YouTube頻道 ，不足兩星期，點擊率已破一百萬，而且在接着的多個抗爭運動的場合，甚至足球比賽中，都有不少香港人一起大合唱。《願榮光歸香港》在短短幾個月內，成為香港人之歌，甚至被稱為香港「國歌」，創作團隊功不可沒，也反映出香港人的想像共同體，在此時此刻，極需要一首能代表自己群體的樂章。 香港經歷主權移交後22年，在2019年， 終於建構出一個輪廓鮮明的共同體。 如前文所提，香港在脫離前殖民宗主國後，並沒有獨立，不過在主權移交後的初年，香港人大都未開始質疑，由鄧少平提倡的「一國兩制」，認為可以嘗試「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基本法列明，香港應發展雙普選制度，香港人亦應享有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結社自由等。 可是，在過去20多年，香港人看見的是中共政權不守承諾，多次單方面把不同的附件和修訂加諸基本法上，以便更全面控制香港，亦不容讓香港出現真正的民主制度。 香港人經歷過1997年後一段曖昧不明的時段，漸漸了解到，中共事實上是繼英國之後另一個更赤裸的殖民者。 更赤裸和更可悲，因為這個新的殖民者同時是一個極權政府。對於曾是殖民地的香港來說，香港共同體在2019年的建構，是去殖過程中的一大進展，但對新的極權殖民者來說，這是一個嚴重的警號和威脅。故此，中共在反送中運動未得到更多改變體制的成果前，就以更強硬的手斷打壓民眾，尤其針對代表著香港未來的年輕示威者。當街頭抗爭運動因肺炎疫情稍為平靜下來時，政權不但沒有退讓，而且更加快在全方位打壓： 於2020年7月，略過香港本地立法程序，急速地把「國家安全法」 直接寫入香港法律之中，接著，便以「國安法」之命拘捕對政權有異議的社會人士。至今，政權連一些相對溫和的反對聲音，都一概容不下。自2019年開始的打壓和濫捕，導致大量抗爭者需流亡海外。《願榮光歸香港》伴隨而生的香港共同體，至此時此刻，似乎勢要瓦解，難以承傳。 不少社會學者早已指出香港文化的混雜特質。1997年前，香港人處於中英或東西的夾縫之間， 於夾縫中靈活地操作，在經濟上運用這特殊地位獲利不少，在文化上也處於這個位置去書寫自己（尤其見於流行文化中），但是在主權移交後，這夾縫位置突然消失。從前分開運作的資本主義和國族主義，在中共崛起後，現在已在中共治下合於一體。香港人在殖民時期活於的「第三空間」已不復存在。這正正解釋到為何關尚智的升/降旗作品會令人不知所措。研究香港流行文化的學者朱耀偉博士，於2019年反送中運動前，便已指出香港人重新建構另一「第三空間」的迫切性。他提議在不依從英或中的歷史觀的前提下，重寫香港歷史：香港史觀必須跳出二元對立的框架， 不能誤會因中共的民族史觀可以幫助推翻必然是邪惡的殖民者史觀，所以便有助香港解殖，也不該認為必要依靠英國殖民者的史觀，才可排擠中共的國族主義。香港人的歷史書寫應在一個嶄新的「第三空間」出現，這是一個幫助香港人再想像「後殖民」的領域。當中，「後殖民」論述會在日常生活和消費文化中被重構，再者，這空間可以讓不能在香港發表的言論或發展的文化，擁有另一個重生的機會。 朱耀偉博士更認為，馬來亞華文學者王德威有關「勢」的文學理論，可為香港提供另一個視點。 「勢」的概念，源自中國古典文學和哲學，是相對於以「根」為隱喻的後結構和後殖民論述 而發展出來的。王德威認為「根」的想像（縱使是氣根、偶發生長的根莖），都依附著一個相對穩定的主體， 有很大限制。他在《「根」的政治，「勢」的詩學》一文中寫道： 「如果「根」指涉一個位置的極限，一種邊界的生成，「勢」則指涉空間以外，間距的消長與推移。前者總是提醒我們一個立場或方位（position），後者則提醒我們一種傾向或氣性（disposition／propensity），一種動能 (momentum)。這一傾向和動能又是與立場的設定或方位的佈置息息相關，因此不乏空間政治的意圖。更重要的，「勢」總已暗示一種情懷與姿態，或進或退，或張或弛，無不通向實效發生之前或之間的力道，乃至不斷湧現的變化。 」朱耀偉博士認為這個關於「勢」的理論，正正提醒香港人在回顧過去時，不把歷史浪漫化，而應用批判的態度去捕捉歷史發展中的「勢」。 另外，香港人的歷史書寫過程，必會啟動「文化翻易」(cultural translation) 的工作。這正正是香港人十分擅長的一環，但是過程中可能會出現不同動能元素之間的互動、碰撞、拉鋸、撕裂，以擺脫「根」 的局限 。 2019年反送中運動的一句重要格言：「Be Water」，其實與「勢」的哲理有很多不謀而合之處。 「Be Water」是示威者引用李小龍的武術哲學為抗爭方法，意即如水般，以柔制剛、因勢利導、 靈活應變。借用「勢」的概念去思考 2019年的運動及其促使香港人身份建構進程的突破，會發現這場運動充斥着不同「動能」的互動和碰撞，帶動香港人擺脫以「根」為本的局限， 初步開啟予一個新的「第三空間」。 在抗爭後被逼選擇流徙的香港人，由於沒了「根」的位置極限，所以可順「勢」而行，於新形成的「第三空間」，與留在香港以及世界各地的同路人，跨地域地繼續探索、發現、發展、建構新的香港人文化身份。 這種跨地域、跨國界的文化身份想像，可以於藝術家鍾緯正(Bryan CHUNG) 於2020年發表的多媒體互動作品《國歌》中初步體現到。 鍾緯正運用了Google的機器學習庫Magenta , 編寫一個有長期和短期記憶的音樂學習程式， 指示電腦從143首來自不同國家的國歌學習。在展覽現場觀眾輸入自選的五個音調後，電腦就會因應輸入之音調和他早已學習的國歌曲式，為該參與者創作一首長15秒「國歌」。 藝術家表示他創作時， 盡量豐富國歌的案例，因為例子愈多，程式的學習果效會愈好，而他當時能夠在公共平台搜索到的國歌電子檔案剛好是143首。至於輸入「五」個音調的原因，是因為他嘗試過不同輸入的數量後，發覺輸入五個音，再創作出來的效果最好：較多變化和彈性。 如果說《願榮光歸香港》是以音樂呈現一個已發展到輪廓極為鮮明的香港人想像共同體，而2019年的社會運動是為香港人打開了一個新的第三空間，那麼《國歌》這作品就代表著邁進這個新空間的一個方向： 一個多元、包容、具彈性、但不失自主的維度。 2020年至今，香港經歷自1980年代以來最大規模的「移民潮」，亦有香港人稱之為「逃亡潮」， 因為不少離開的人都是在十分匆忙倉猝的情況下作出決定。 或可說是，如水般，順勢流出。 英國雜誌《經濟學人》於2021年9月，撰文描寫近期抵英的香港社群 ，形容新一代的香港移民與上一代十分不一樣，從前的多是經營餐館，是次的平均年齡為37歲， 三分之二擁是大學學歷， 大多都有孩子，移居的其一原因是讓孩子可以在自由的空氣中成長。另外，為了避免依賴有中共支持的在英華人社團，這些香港人到步不久，便成立不少自助組織， 互相幫助去了解當地法律、增進英語水平，主動登記做選民、到國會作證，積極容入英國社會，不願變成上一代的自我封閉「唐人街」社群。他們都認為自己是被放逐的一群，但與英國人一樣，擁抱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 不同的港人組織中，除了關注與香港有關的外交政策，以及港人社群的生活需要外，也有著力分享香港的文化藝術。早在「逃亡潮」之前兩年左右，便到英國的Kan CHENG， 到步後，一直尋找適當的位置去創辦一個藝術空間，直至今年終於在曼徹斯特市中心籌備開辦「 Saan 1」 空間。「Saan 」以廣東話拼音第一聲發音，即是「山」。命名源起是因為曼城旁有一個英國著名的山區國家公園，另外，也是參考唐朝《陋室銘》的篇章。文中說山不在於高，只要當中有神仙居住，便會著名於世， 縱使作者的書室十分簡陋，但由於來往這空間的都是有識之士，時常一起切磋學問、研究藝術，所以即使簡陋，也十分珍貴。 藝術空間的名字，令我們對實體空間有初步的想像 。與Kan傾談後，更了解到他之後的營運方向： 他說現時已有不少英國人認識香港，甚至到訪過香港，大家其實不難在大眾媒體中看到關於香港示威的情況， 但在旅遊和抗爭的畫面以外，大家又有多認識香港人的文化價值？究竟香港人積極抗爭，守衛着的是什麼？除了是民主自由外，似乎是這個城市還有許多不同的面向值得我們珍惜。他希望在「山」空間展現的藝術，能夠幫更多人立體地去看香港，也認為現階段出走的香港人，與上一代移民很不一樣， 上一代多是「經濟移民」， 離開是為了追求相對優越的生活質素，這一代則多是「政治難民」，所以今趟出走的香港人會更積極與留港的人連結，再加上這個年代的通訊科技已大有進步，他預視新的香港人共同體，有能力在這個元宇宙 (meta-verse)的世代中，創建有一個超越國界的空間。 另一位幾年前到捷克布拉格進修的香港藝術家劉慧婷(Loretta LAU)，也在今年5月在當地與友人，一起創辦「NGO Dei」非牟利文化藝術組織。「NGO Dei」即是廣東話的「我哋」，當中包括「我係茶記」茶餐廳，以及DEI畫廊，積極策劃有關香港藝術文化的展覽和活動， 連結海外的香港社群，協助初到捷克生活的香港人適應當地生活，與當地人交流，甚至回饋當地社區。 「NGO Dei」開辦至今，已舉辦過30個三十多個項目，當中不乏與身處海外不同地方的香港藝術家合作，例如在2021年7於6月12日至20日，邀請現居溫哥華的Derek CHAN合辦一個名為《1841 1941 2041 Hong Kong: The Future Through the Past》的多媒體展覽，展現香港歷史與未來，從1841年英國統治香港島開始，講述到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的香港保衛戰，並且以Derek CHAN的《Yellow Objects》作品中的網上遊戲，帶領觀眾進入2041年，以未來世界的視覺去回望香港 。 另一例子，是於2021年7至8月邀請現居德國的Friendly LIU 舉行《兒時油嬉》(Get-Go Games) 展覽 ， 藝術家與觀眾分享她在香港成長時十分喜歡的兒時遊戲，也展示了以藝術家對香港街道印象為藍本而創作的一系列模型及動畫短片。雖建立於不同地區，與「 Saan 1」相同， 「NGO Dei」 也是以廣東話拼音為名， 帶着自己的名字（即自己的身份），在異地廣作連結，分享香港文化和藝術的同時，也開始重新書寫香港人的歷史。 如果在香港境內香港歷史書寫，沒辦法擺脫中共民族主義史觀，那麼現階段的香港歷史書寫，就必須在新的第三空間進行。 獨立電影製作人伍嘉良先生，在2014雨傘運動監製了《十年》這電影，於2016年上映。這是一齣由五部短片組成的香港電影，故事是想像在中共治下的香港十年後之狀況： 包括香港人面對嚴峻的政治審查和遭到更厲害的層層壓迫等。 該片在香港上映時，中國境內是完全禁播的。另外，因為該片在香港電影金像獎中得獎，中國境內的電視台也不轉播頒獎典禮節目。想不到短短五年後的2021年，《十年》的故事預早成真。 香港於2021年8月開始《電影檢查條例》的修訂程序，10月正式通過修訂，列明會禁止上映被判斷為危害國家安全的電影。由香港導演周冠威拍製，記錄2019年的反送中運動的紀錄片《時代革命》，於2021年台灣電影金馬獎得到最佳紀錄片獎項，但卻沒有在香港上映，只能在香港以外的地區播放。 於2021年前往英國的電影製作人伍嘉良，形容他與其他香港人一樣，是「逃亡」和「走難」，而非「移民」。而來到英國寥寥數月，他已在英國舉辦了多場香港獨立電影的放映會和映後談， 亦於11月時，與友人一起成立了「香港協會」(Umbrella Community) ，計劃在2022年年初舉辦「香港電影節」。伍嘉良近期播放的電影，多是與香港社會運動有關。這當然重要，因為現在的香港已再沒空間給這類題材，但他也希望慢慢引入其他題材的香港獨立電影，概念與Kan的想法一樣， 希望可以將香港更多不同的面向帶給觀眾，讓香港更立體地屹立。除了放映他人的作品，他自己也在這段時間，與香港樂團「話梅鹿 Prune Deer」 、台灣客語唱作歌手黃宇寒 Han 合作，在英國為新歌《Somehwere 位所》拍製音樂短片。以「客語」為 母語的「客家人」自唐代約750年左右，開始向南遷移，「客」代表這個族群的遷徙歷史。新歌名字《位所》，在客語的意思是「地方」。伍嘉良介紹說，位所「表面意思可以是指一個固定的地方或居所，但內在的意涵是流動的，是一種「過程」」。 帶著這個解讀，他特意在英國搜尋和拍攝五位異鄉人在英國的故事，製作成音樂錄像 ，包括「離開印度十多年的Vivek，他希望重拾成為舞蹈家的志願；來自巴西的烘焙師Matheus和Deborah想將家鄉的味道帶進生活圈子；來自肯亞的Danson，從嫲嫲聽到關於他們頭髮的故事；與家人失聯的維族歌唱家Rahima，想繼續講述她們的故事。 」 香港人共同體正在建構一個全新的「第三空間」， 這個空間存活着香港文化生命體：是液態的、是帶著多維度的動能 (momentum)繼續演化的、是傾向與其他擁有相同理念的個體連結的。 因為流動，它能夠靈活地，把在香港實體境內因被打壓而遭排擠的元素，帶到世界的其他地方去發光、發熱。這個流動「第三空間」的「勢」度， 似退還進。 雖則後殖民理論的混雜或「第三空間」的論述也有被批評為：過於沉醉於形而上的層次，缺乏物質基礎，但這些評論都是指向較早期(1990年代)的後殖民理論，而當時的通訊科技與今天的比較，實是大相逕庭。一個並非由物質基礎空間完全主導的現世，很可能造就到一個超越國界的「第三空間」，而這個新形成的「第三空間」亦很可能幫助重構「後殖民理論」。當然，我們還需更多時間去探索，才能知道香港人的液態共同體能否避免變成另一個停滯不前、沒有活力的唐人街時間囊。 Bibliography: “1982 - ATV Station Closing (God Save the Queen)” 30 Nov,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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